高校扩招计深远

(资料图)

汪瑞林

历史记录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准转发了教育部提出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拉开了高校扩招的大幕。据统计，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08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

【相关报道】

《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2月26日一版

《如何应对高校扩招》，2000年3月15日一版

见证者说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生及高等教育发展史，19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高校史无前例的大扩招，使数十万名考生得以跨入高校大门，也使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发展的快车道。

1999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成为教育新闻战线的一名新兵。听到高校要扩招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振奋，为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而高兴。

后来，结合“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一些特殊时间节点，我专门做过1999年高校扩招的专题报道，采访了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对这项决策出台的台前幕后及其重要意义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据时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回忆，1999年6月2日上午，时任教育部领导告诉他，国务院决定要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那时候各高校招生简章已经发出去了，学生在忙着填志愿（7月份高考，考前填志愿）。国务院关于扩招的决定改变了正常的部署，一切工作安排都转入特殊应急状态。6月13日，各省份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副市长和教育厅厅长齐聚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作了部署，要求迅速落实国务院的决定。

谈到1999年的高校扩招，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1997年东南亚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并很快波及全亚洲。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很多困难，正力保GDP年增长率达到8％。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拉动内需上下功夫。汤敏认为教育能有效拉动内需，于是他向政府提出了扩大高校招生的建议。我曾当面问过汤敏，他说自己确实向国务院提过相关建议，但他个人的作用很有限，扩招是党中央、国务院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作出的重大决策。时任教育部领导认为，扩大高校招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三个需要”——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涉及高校扩招只有8个字：“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这8个字为扩招确定了正确方向。最终，1999年高校招生增加51.32万，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之后2000年的扩招幅度为38.16％，2001年为21.61％，2002年为19.4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15％，中国正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到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从2006年开始，高校扩招速度明显放缓，提高质量被确定为高教发展的中心任务。

今天看来，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尽管也带来一些问题，但毫无疑问是一项正确而果断的决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本报记者）

实现“两基”开新局

蔡继乐

历史记录

2001年1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新年茶话会。江泽民在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我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相关报道】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2001年1月2日一版

《求真务实决战“两基”攻坚》，2004年4月9日一版

见证者说

实现“两基”目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为充分报道这一伟大成就，中国教育报派出多路记者赴全国各地采访，特别是西部地区。当时，作为记者部的一名编辑，我有幸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两基”攻坚的采访报道。

记得我们重点在宁南山区进行采访，走进那些刚刚实现“两基”的县区，与村干部、学校校长和教师交流，听他们讲述“两基”攻坚中的感人故事，心中油然生出难以言述的感动。我记得，在泾源县采访时，一位名叫董志康的村干部向我讲述了“劝学小分队”的故事。

那些年，当地村民送孩子入学的积极性并不高。为了加快“两基”攻坚步伐，当年，泾源县各个乡村组织一支支由县、乡、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组成的劝学小组。他们走进辍学孩子家中，苦口婆心地劝说村民让孩子返校。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劝学小分队”。

由于当地群众的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劝学小组在工作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有一次，县长带着劝学小组的成员，来到一个村民家中劝学。没想到，学生家长态度非常强硬，不仅丝毫不领情，还在一怒之下硬把县长一行人给轰出了家门。

董志康告诉我，他从部队退伍后，一直担任村干部，正赶上“两基”攻坚。为了让那些辍学生返校，他多次自掏腰包买来书包、雨鞋等学习和生活用品送给他们。他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叫宋小燕的小女孩，上小学后经常辍学，几乎每个学期开学后，董志康都要上她家好几趟。

有一次下暴雨，校长又给董志康打电话，说宋小燕又没来上学。放下电话，董志康二话没说，就带着校长和几位村干部来到宋小燕家。得知宋小燕上山挖中草药后，几个人冒着大雨上山，直到将宋小燕劝回学校为止。

靠着这样的努力，泾源县的适龄人口初中入学率从46.7％一跃提高到95.8％，从而达到了“普九”的标准。

后来，我又赴青海省和甘肃省采访“两基”攻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采访。当我们乘坐的越野车越过一座座大山来到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州府所在地大武镇时，映入眼帘的是见不到一棵树的荒凉街景，还有远处光秃秃的山峦。

在甘肃采访时，我们听到了许多教育系统干部职工的感人事迹，有一位县教育局局长，因为“两基”攻坚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43岁就献出宝贵生命。还有一位乡干部在“两基”工作中，因过于劳累一度晕倒在工作第一线。正是这些奋战在“两基”攻坚一线乡村干部和教育人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我国如期实现“两基”的伟大成就！

（作者系本报记者）

突破“4%”迎来投入新起点

赵秀红

历史记录

2013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5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2012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

【相关报道】

《2012年4%目标实现》，2013年3月6日一版

《4％的前世今生——写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目标实现之际（上）》，2013年3月5日一版

见证者说

从没有哪个数字的波动能像它一样牵动中国教育人的心，那就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4％。对于教育人来说，4％可谓是痴缠多年的梦想；对于国家来说，4％是对发展教育事业作出的庄严承诺。4％，成为牵动中国教育的重要“符号”。

它的提出，历经波折，它的实现，更是筚路蓝缕。从1993年正式提出到2012年达成目标，历经20年。20年风雨兼程，20年波折起伏，20年艰苦卓绝。巧的是，我作为一名教育新闻人，经历了后半段的10年。

更巧的是，刚踏入新闻行业的我，做的第一篇调查性报道就与教育经费有关。我记得是个冬天，报社得到一条线索：审计发现，2004年西部某县公用教育经费竟为“零拨付”。我和另一名同事赶到当地采访，破除重重阻碍，掌握了一手素材。让我们意外的是这个县还是本省经济增长快速的县。“零拨付”之下的学校，让我们感觉心情沉重，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一个细节：去一所学校采访，竟找不到校门，学校甚至没有钱做校牌。报道推出后，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很生气，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反问了一句：“您觉得哪句话写错了？”他沉默了。

是啊，如果对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到位，在财政有压力的情况下，就会像这个县一样，委屈孩子，委屈教育。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只是表现略有差异。除了有客观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上的缺位。实现4％，凝结了多少教育人的梦想。两会采访时，我认识了连续10年都在为4％的实现而呼吁的全国政协委员沈士团，他被记者们称为“4％专业户”，而他也是从同为教育界别的委员、北京工业大学原校长王浒手里接过的接力棒。在中国教育报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篇呼吁增加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报道，比如《我咋成了躲债校长》等。

在党中央、国务院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呼吁下，2012年，这个数字首次爬坡过坎冲到了4％！多么激动人心！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报社又派我写一篇回顾20年历程的报道。20年，从哪里下手？我从源头找起，跑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采访了4％提出时的国家课题组成员——当时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政府要拿出多少钱办教育才算合理？由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任组长，北京大学教授陈良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以及中央教科所的孟明义任副组长，共计40多人组成的课题组成立。在他们的讲述中，我采访到背后的细节，结合多年采访中的观察，写就了《4％的前世今生——写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目标实现之际（上）》。

身为一名教育新闻人，我为推动4％的实现贡献了一份微小的力量而深感荣耀，更为见证、记录实现4％的历史时刻而倍感自豪。

（作者系本报记者）

吹响“双一流”建设新号角

周光礼

历史记录

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相关报道】

《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2015年11月6日一版

《“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公布》，2017年9月22日一版

见证者说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的讲话，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锚定了基本方向——不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此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作为教育部“‘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和成效评价方案课题组”的专家，我长期跟踪并亲历着“双一流”建设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2017年9月，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公布。

2020年，专家组对首轮“双一流”建设的成效进行了评价。我们欣喜地发现，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突出，在结构变化方面尤其值得称道，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撬动了高教强省建设。在“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各省级政府都启动了各自的重点大学建设工程，带动了400多所地方高水平大学快速发展，高质量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促进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二是破“五唯”立新标初见成效。“双一流”建设坚持正确的评价导向，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高校评价体系，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

三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双一流”建设的推动下，头部高校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强化有组织科研，在自然科学领域产出了一大批前沿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积极建构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动了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最重要、最出彩的改革，就是实施“双一流”建设。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建设，从育人方式和办学模式的变革到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的改进，体现的是中国越来越饱满的自信、越来越坚定的脚步。相信在“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思想的指引下，依托“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一定能行稳致远、屹立世界，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本报记者刘亦凡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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